政权的巩固与反对的加剧突尼斯政局动荡的背后

政权的巩固与反对的加剧突尼斯政局动荡的背后

计划经济试验刚结束之后,社会主义党发现自己处在政治道路的岔路口。自独立以来,国家政策都是由党的领导班子来决定,然后由党和国家的联合机构来执行。党领导下的政府首脑乃至其核心集团自然了解突尼斯人民的需要和愿望,这种家长式的信念导致与受众不相关的,或者至少是利益无足轻重的信息的倒流。1964年代表大会后重新定义党和国家组织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这一主题的变体。

正如社会主义党不顾日益增多的民众反对,顽固支持合作社所显示的那样,党和人民之间的任何对话形式都消失了。社会主义党宣称自己代表了突尼斯人民的集体意志,这种说法对于反对保护领地以及巩固独立国家很管用,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当对经济政策的广泛憎恶使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鸿沟时,这个说法听起来就非常空洞了。像过去一样,党的高度集中和专制的权力结构很容易遏制内部批评者。在此关键时刻,党的领导人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在党内不满情绪和社会广泛蔓延的不安定因素并存时仍然采取原来的做法,要么像他们的批评者要求的那样,采用更加公开的程序,扩大核心决策集团,通过制度约束来限制个人权力,所有这些都着眼于倾听不同的声音,使党能够与尽可能多的人民之间建立牢固的关系。持不同政见者称改革会导致党的衰退,然而顽固的领导人却害怕接受这些要求,最终会导致他们被取代,他们的权力会减小,或者他们降为象征性角色。

1970年,布尔吉巴任命梅斯迪利为内政部长(梅斯迪利曾是社会主义党内自由主义观点的最具影响力的代言人),他同党内其他自由派起草了实现党内事务民主化和限制滥用专制权力的改革方案,并提交给了1971年社会主义党代表大会,此次大会以过去七次会议难以想象的方式表达了对总统极大的不信任。这些情况主要起因于他和本·萨拉赫的关系,也源自这位68岁的总统越来越多的健康问题。布尔吉巴糟糕的健康状况使他在最近几年需要在国外接受长期治疗,也促使他在1969年决定辞去总理职务,支持由社会主义党巴迪·拉德加姆接任。批评者称,长期离职会影响总统对国家大事的掌控,并巧妙地暗示他的健康状况可能会使他不适合履行他的职责。在这种气氛下大会代表们不顾布尔吉巴的愿望,选举自由派候选人进入可挑选政治局委员的中央委员会,并批准了一项总统继任程序,以阻止总统任命其继任者。

反对派赢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党组织并没有实施它的机制。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布尔吉巴下令开除梅斯迪利和其他直言不讳的批

评者。党内他们的声音被停止,他们的观点被忽视,他们的改革也被回避了。三年后,当社会主义党代表大会再次召开时,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坚持己见的布尔吉巴掌握了对党的控制权,粉碎了仍然存在的任何使党内工作民主化的倾向。参加1974年党代会的代表们抛弃了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央政治局的做法,转而支持由党的领袖任命这个机构的方式,党的领袖是他们赋予布尔吉巴的终身职位。同年,清一色由社会主义党党员组成的国民议会,授予布尔吉巴“(共和国)终身总统”的头衔。党和国家的最有权力的人物从未怀疑过他们将会走哪条政治道路。他们不但决定继续沿着专制主义道路走下去,而且决定加强他们的权力,控制而不是动员舆论,由此关闭了表达反对的政治意见的大门。

此后,那些巧妙躲过1971年清洗的具有改革思想的社会主义党成员开始放低了他们的姿态。很多被清除的党员则跟随梅斯迪利在突尼斯民众中传播政治参与和透明化的理念,但是面对社会主义党的专制主义,除在一小圈知识分子中外,他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功。社会主义党怀着反对政治改革时相同的热情,在本·萨拉赫解职后对国民经济进行了一次特别大检查。监督恢复因前十年设计拙劣的社会主义政策造成的损失的责任落到了赫迪·努伊拉的肩上,他是布尔吉巴在1970年选定的总理。用于工业发展的私人资本有许多来自国外,这成了努伊拉经济拯救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消除投资者对突尼斯近期经济表现的担忧,政府针对愿意发展能够提供急需就业岗位的出口型产业、但不对突尼斯产品形成竞争的外国企业家,设计了一系列具有吸引力的特许经营权计划。在努伊拉指导下的第一个计划周期(1973-1977)开办了500多家外资工厂。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大约100家新的国有企业,其中大多数是生产初级产品的重工业。从1972至1984年期间,政府在公共部门的开支比例翻了两倍多,而国家在全部资本投资中的份额也从未低于50%。得到提高的工业化创造了数千个新岗位,但大多数只需要很少的技能,支付的工资也低,提供的晋升机会或获取专业技术的机会也非常有限。然而,它并没有适当地降低失业率,也没有创造出可观的出口收入。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官方提供的全国失业率在13%到16%之间波动,但在城市里和年轻人中的失业率却明显高出许多。

私人投资者兴建的许多工厂或生产纺织品或生产服装。因为政府免税和低工资降低了生产成本,这些产品最初在地中海地区找到了有利可图的市场。然而,在1977年,欧共体为了保护自己的产业不被廉价进口产品的洪流淹没,对这类产品征收高关税。这对突尼斯的影响是如此致命以至于许多工厂在五年计划的末年被关闭,使工业部门最初预计增长的10%化为了泡影。即便这样,五年计划结束时,工业部门占了全部就业的近20%(差不多25万个工作岗位),生产的产品超过了所有出口商品的三分之一。

欧共体的进口限制同样损害了突尼斯的农业。合作社失败后,大地主无情地挤兑小农场主,自己的经营实行更全面的机械化,并专门为有利可图的国外市场而不是国内消费市场种植农作物。多样化的政府扶持计划给那些能够大规模耕种的人带来了好处,但没有一项计划将自殖民时期就考虑的建造水坝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然而,进口大量基本粮食的需求抵消了农业出口带来的利润。虽然从1969至1977年之间农业增长率翻了番,但那些年农业出口额几乎抵不过食物进口的一半成本。突尼斯最有价值的农产品是橄榄和柑橘,与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相同。为了加强这些国家的经济,为他们进入欧共体作铺垫,欧共体于1977年解除了对有竞争力的农产品的进口壁垒,对突尼斯种植者有效地封锁了欧洲市场。

努伊拉政府稳定了经济,舍弃了社会主义时期无效的和破坏性的策略,恢复了投资者的信任,并制定了复苏方针,虽不完美,但这个方针使1973-1977年间的年增长率达到了5.6%。如果没有旅游业赚取外汇的强大能力、没有国际债权人的信心以及由两种未曾想到的重要

的本国资源偶然提供的资金支持,这一转变不会发生得如此迅速。突尼斯获得大量外国贷款的能力对努伊拉实施最初的计划十分有利,但是当计划实施时,世界范围内原油价格的上涨给突尼斯带来了更大的利益,国库很快装满了石油销售所得的美元。在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石油销售收入占到政府年收入的六分之一。政府将这些意外收获投资于工业和服务业;为资本家提供资金,抵消了为吸引外国投资而提供的特许;补贴基本商品、公共事业和住房价格来抑制最贫困人群的不满;通过扩大和加速提供教育及社会服务,提高整体生活质量;保持贸易平衡,使其处在一个,虽然仍是负值,但却可接受的水平。

海外工人的汇款是20世纪70年代另一个未曾预见的财富来源。独立前移民去法国的劳工人数有限,1956年之后,一些突尼斯人也想办法去了意大利德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但他们寄回的钱对国民经济几乎没有影响。70年代石油业的繁荣使得人口稀少的阿拉伯产油国需要大量劳工。失业的、未充分就业的和有工作但未领到足额工资的突尼斯人只得跨过边境来到利比亚的油田找工作。因为中学和大学培养的毕业生超出了经济的接收能力,在70年代,在国外寻找工作机会的突尼斯人的情形变得更加多样和复杂。除劳工之外,教师、职员、技术员和半熟练工人分散在阿拉伯世界和欧洲各地,尤其是在阿拉伯半岛。到70年代末,在国外工作的100万突尼斯人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的汇款几乎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劳工移民的增长非常适时地给国家带来了大量钱款,但它作为安全阀的作用超越了它的货币意义。

整,使经济得到了总体发展。少数突尼斯人能够进行大量投资,与外国企业家兴办合资企业,或在经济繁荣时期向在国内做生意的外来人员提供中介服务以获取巨额利润。很多富有的资本家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们拥有农村地产,并且在社会主义党内都有重大的影响力。靠工资生活的人过得却并没有这么好。虽然平均收入稳定增长,但国家收入分配给工资的百分比却下降了。虽然贫富差距几乎无从知晓,但自由经济的体制大大加深了阶级之间的鸿沟。在20世纪70年代,最富有的20%的人口的花销超过其他所有突尼斯人消费的总和,而最贫穷的20%的人口的消费只占消费总额的5%。

工人利益如此严重的妥协让突尼斯工人总会从对社会主义党多年的了无生气的附属关系中苏醒过来。在从社会主义向自由经济的过渡中,接连不断的突然罢工表明社会主义党无法让工会受其控制。然而,社会主义党政治局成员阿舒尔事实上面临着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培养一个能够有效处理对工人阶级福利至关重要的那些问题的自治工会,同时确保工人的不满不会妨碍社会主义党实现其总体目标。不过,自社会主义党成立之初,突尼斯工人总会就一直被排除在外。阿舒尔对工人抱有真诚的同情,在他的领导下,突尼斯工人总会成为唯一有足够能力与社会主义党对抗的国家组织。

1977年,努伊拉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时,突尼斯工人总会与政府的紧张关系达到顶峰。由于认为持续的工人骚乱会威胁到来自国际信贷机构的支持,而新计划比先前的计划更加依赖这些贷款,社会主义党领导人施压,迫使阿舒尔令工会与政府保持一致。作为好处,他们提议提高最低工资,并允诺在计划实施过程中,根据通货膨胀额外增加工人的收入。尽管突尼斯工人总会接受了这个“社会契约”,政府仍没有处理好工人的不满,罢工也仍在继续。出于厌恶,阿舒尔于年底辞去了政治局职务,同时工会在准备1978年1月26日的大罢工。如同在保护领地后期的罢工一样,这次大罢工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因为突尼斯工人总会的领导除了提出其他单纯的经济性质的要求外,还提出了政治多元化的要求。在国内各个城市,抗议最终都变成了暴力冲突,者通过攻击政权的象征,例如警察和士兵,来发泄他们的不满。社会主义党迅速任命了一个可塑性更强的突尼斯工人总会执行委员会,但该委员会明显的从属性使它无法控制愤怒的工会成员。虽然突尼斯人从不怀疑政府严重反抗的能力或意志,但“黑色星期四”的行动还是达到了出乎意料的残忍程度,令许多人感到恐惧和憎恶。

政治自由派抓住国民对政府行为担忧的机会,让更多突尼斯人了解自己的见解。自离开社会主义党后,梅斯迪利和他的同伴一直在为建设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而四处活动,对1977年突尼斯人权联盟的创立起到了帮助,突尼斯人权联盟是阿拉伯世界中第一个此类组织,始终支持工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的要求。1978年6月,梅斯迪利宣布成立社会。政府拒绝了社会提出的承认其合法政治党派地位的要求,但该组织很快成为持不同政见的人士的集结处。大约在同时,几乎是20年来的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以宗教信仰为中心的反对派政治运动组织。突尼斯工人总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令保卫古兰经联盟和类似的教团体的领导人感到不安。

突尼斯的体制用一位西方社会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史密斯的致富方式和霍布斯的统治方式”,尽管要求改革这一体制的压力越来越大,社会主义党高层却只做了无关紧要的让步。在1979年国民议会的选举中,社会主义党提交的名单上候选人是席位的两倍,但所有候选人都必须是声誉良好的党员。1980年1月26日,“黑色星期四”两周年纪念日,一群游击队员夺取了南部磷酸盐开采中心加夫萨的几处警察和军事设施,试图发动一场大起义。

当新的十年开始时,突尼斯社会中最无权无势的人群所感受的不满情绪在蔓延。“黑色星期四”和发生在加夫萨的袭击暴露出突尼斯政体的脆弱,这使得政治和经济大改革成了当务之急。有权势、社会关系广泛的努伊拉由于被认为与20世纪70年代的政策制定有紧密关系,他在加夫萨袭击事件几个月后得了使他失去能力的中风,这一定让许多社会主义党上层人物松了一口气。

发表评论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
*
You may use these <abbr title="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HTML</abbr> tags and attribute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 <strike> <strong>